改革开放40年丨张斌生:将人生融入特区法治建设

2018-10-22 10:13 法制日报—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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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张斌生 将人生珍贵时光融入特区法治建设

深秋的鹭岛,怒放的火凤凰花还四处可见。

张斌生将记者迎进家中,满面笑容。

听闻记者的采访意图,老爷子兴致很高。记者递上一份《法制日报》,上面刊载着关于法学大家江平的报道。

看了看标题,老爷子笑着说:“江平,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就认识了,我们无话不谈。”

谈笑之中,张斌生讲述了一个人和一座城的法治故事。他自认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岁月和厦门这座城市相融了。

律师制度恢复初期,社会对律师职业存在误解,很多人不愿从事律师工作。张斌生却坚持认为:法制刚,则国脉刚,律师制度对于法制建设不可或缺

张斌生的人生本来是幸运的。

1951年,张斌生进入厦门大学法律系学习。1953年院系大调整,他转入华东政法学院学习,毕业后留在华东政法学院担任助教。后进入北京政法学院读研究生。他曾经自诩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律本科生”。

不料,工作没多久,他就被划为右派,下放安徽白湖农场劳动。二十年的坎坷经历让他感到了彻骨之痛。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1979年。这一年,原单位给张斌生平反。一纸公函,张斌生来到了厦门,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报到。

张斌生知道,他个人的命运转折,与国家的变革紧密相连。

在他被平反的那一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民主法治建设大幕开启。次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中断了22年的律师制度得到恢复。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到厦门市中院工作不久的张斌生,被抽调参加组建厦门市法律顾问处的工作。

1980年年底,经厦门市政府和福建省司法厅批准,厦门市法律顾问处成立。当时,法律顾问处只有四名专职律师:沈维杜、李赞盛、费克俊和张斌生。

谈及那段经历,张斌生表情凝重地说:“当时许多学法律专业的人不愿意从事律师工作,原因是社会上还不接受律师工作,有人认为律师是为犯罪分子辩护,替坏人说话。我不这么看,历史告诉我们,法制刚,则国脉刚,律师制度对于法制建设不可或缺。”

1983年,张斌生为一起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辩护。经过反复调查核实,他掌握到一个事实:被告人并非流氓团伙成员,打架斗殴时在场帮忙劝架。

张斌生想为这名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可是,“替坏人说话”,在那时候还是冒风险的事。经过深思熟虑,张斌生在法庭上根据事实和法律作了无罪辩护。令人欣慰的是,主审法官采纳了他的辩护意见。

经过这起案件的办理,张斌生深切体会到,国家民主法治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从那以后,他开始忙碌起来。

那个时期,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律师制度迫切需要借鉴外国的经验。1983年5月,司法部组团赴美考察律师制度,张斌生成为考察团成员。那次是张斌生第一次走出国门。

历时21天,考察团和美国律师界开展了多次对话交流。这次考察给张斌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访问归来,张斌生利用业余时间,把带回来的美国律师资料翻译出来,刊登在律师刊物上与同行共享。其中,美国联邦律师协会统考试题及答案的译稿一共连载了九期,这在国内律师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借鉴国外的经验,司法部自1986年起建立了全国律师统考制度。起初,全国律师统考每两年一届,张斌生连续参加了三届统考的命题审定。全国律师统考制度后来发展为全国司法考试,如今又改为全国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影响和意义日益重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台商在厦门的投资逐年增多。张斌生觉得,应该发挥厦门的区位优势,共同为两岸经济的繁荣发挥律师的独特作用

1984年4月,根据邓小平同志谈话中提出的“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

厦门的改革开放迎来新的阶段。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4年11月15日,厦门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成立,专门从事外向型经济的法律服务。张斌生担任主任,一干就是12年。

12年里,张斌生先后担任了数十家外向型企业、三资企业和外资银行的常年法律顾问,帮助企业起草、修改合同法律文件,研究解决法律疑难事项,排除外部纠纷,参与一些引进项目合同的前期磋商和谈判。同时,他还独立承办了许多棘手的涉外案件。

“那时候,我们很少考虑个人的报酬得失,都是凭着一股激情和信念。在过五奔六之年,要的是为厦门、为特区建设找回自己应有的价值。”忆及当时的情形,张斌生仍满怀激情。

那些年,张斌生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尽管工作繁杂,但他十分注重总结思考。彼时,张斌生思考最多的,是对台贸易、涉台经济的法律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两岸交流日益频繁,台商在厦门的投资逐年增多。面对这种情况,张斌生觉得,应该发挥厦门的区位优势,推动两岸律师界的交流和沟通,共同为两岸经济的繁荣发挥律师的独特作用。

张斌生开始为两岸律师界交流四处呼吁:

1990年5月,在香港举办的海峡两岸法律适用之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上,张斌生作了题为“台胞在厦门投资的趋势及有关法律问题与律师实务”的演讲,引起海峡两岸律师同行的关注;

1993年8月,在北京参加海峡两岸法学研讨会时,张斌生作了题为“从律师职业共性谈两岸交往中的律师业务合作”的演讲;

1996年5月,在台北举办的两岸律师实务交流研讨会上,张斌生以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身份参与主持会议并作了演讲。当时,马英九从台湾“法务部”卸任后仅保留“政务委员”身份,主动到场参会,气氛十分融洽。

经过方方面面的努力,厦门与台湾律师的交流形成了制度。2010年,首届海峡律师论坛在厦门创办。如今,海峡律师论坛已成为两岸律师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品牌。

回顾在厦门律师行业的工作点滴,张斌生动情地说:“作为一名律师,除了要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更重要的是要为厦门、为国家的法治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001年,厦门律协成立十周年。在十周年专刊中,张斌生写了这样一段话:“尽管我们深知周边的法制环境中不如意、不理想的事情还很多,律师往往力不从心;尽管我们深知依法治国的过程任务艰辛、道路漫长,而律师个人从业的时间短暂、时光有限;但既然选择了律师这个角色,就要献身事业、勇于担当,循法为业、以律为师,为实现律师的社会存在价值,同心协力,推动中华法治文明的提升。”

“有幸参与厦门特区最早一批法规的起草,使我从一名执业律师只知办理个案的小天地、窄视野中超脱出来,尤其对经济特区这一改革开放产生的新事物,有了启蒙式的感性认知”

1997年1月,律师法开始实施。此时的张斌生却告别了律师队伍,专职从事人大工作。

实际上,张斌生的“代表生涯”,早在1983年就开始了。当年,他作为一名专职律师当选为厦门市人大代表。而他作为人大代表参与的工作,也与厦门的改革开放、特区法治建设密不可分。

张斌生的这段经历,要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项决议说起。

1981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项决议,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各自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这个决议开启了授权经济特区立法之路。

打开国门,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就要制定出具体可操作的规则,以便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外资进来,怎样登记注册?土地使用怎么样申请、谁来审批?企业主与雇佣的技工、人员建立怎样的劳动关系?引进的技术享受何种优惠待遇?经济特区与内地的经济联合如何发挥窗口的辐射作用?凡此种种,都是新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要靠经济特区自己摸索试验。

福建省只有厦门一个经济特区。特区法规先由厦门自行起草拿出初稿,然后上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为此,厦门市委专门下文成立了特区立法起草的工作班子,由五位同志组成。张斌生当时是市法律顾问处专职律师,被脱产借调过来,参与这项工作。

这个立法起草工作班子整整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拿出了六部法规草案的初稿。初稿经厦门市研究定稿正式上报后,进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审议程序。每个法规草案列入省人大常委会议程时,厦门要派人列席会议。

张斌生回忆当时的情景:“每个草案讨论时都有激烈的争锋。这毕竟是摸索的阶段,是走一条以前没有走过的路。要对体制现状和传统观念进行突破,几乎处处有争论,事事有分歧。没有亲历,是难以想象当年的艰辛,每往前迈出一小步都要付出常态下十倍的努力。”

经过多次审议修改,1984年7月,福建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为厦门经济特区制定的第一批五个单行经济法规,内容分别涉及企业登记管理、土地使用管理、劳动管理、技术引进以及与内地经济联合五个领域。

“有幸参与厦门特区最早一批法规的起草,使我从一名执业律师只知办理个案的小天地、窄视野中超脱出来,学到了许多法律教科书上学不到的社会法律知识,尤其对经济特区这一改革开放产生的新事物,有了启蒙式的感性认知。”张斌生感慨。

提起25年的人大代表生涯,张斌生有说不完的话。不过,他认为自己最高兴、最难忘的,还是授权厦门立法的议案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授权立法就是把原属于中央的立法权,部分地、有条件地授予特定地区行使。这个创举后来被誉为推进改革开放的一把“金钥匙”。

1989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时,深圳、厦门都提出了授予特区立法权的要求。此后,海南、深圳首先取得特区立法权。

这时候,厦门要求授权立法的愿望就显得十分迫切了。

1993年,作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张斌生,接手了争取授权立法这项工作。

张斌生深感责任重大。面对多年来争取授权立法的大量书面材料,他认真思考、反复比较。几天后,张斌生拿出一个新版本,福建代表团团长领衔签署、其他35名全国人大代表联署,送交大会秘书处。

1994年3月22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厦门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议案进行表决。大屏幕显示赞成票2307票,委员长宣布“通过”。张斌生说:“那一刻,我不禁热泪盈眶,来之不易,厦门人民历时五年的立法权之盼终于实现了。”

为了记录这个珍贵的历史时刻,张斌生写下一首七律:“京华三月冬意阑,十亿心愿两会传。宏图巨擘着力绘,大略悉心众议参。改革发展赖稳定,常思危难始居安。神圣一票千钧重,选民托付系心间。”

毫无疑问,厦门经济特区获得立法权,意义是深远的。从这时候起,厦门地方立法工作不断发展,可谓是收获多多,对加强厦门民主法治建设、推进厦门改革开放驶入快车道,发挥了巨大作用。

记者手记  

采访结束后,记者很长时间都沉浸在对张斌生、对那一代特区创业者的钦佩之中。张斌生的人生经历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丰富内涵,他的身上闪耀着那一代特区创业者鲜明的品质之光,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书写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厦门人民的绚丽篇章。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站在这个时间节点,记者在思考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再出发,我们应该从张斌生这些特区创业者身上学习什么、传承什么,我们又该怎样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走得更稳?

责任编辑:杨承渊(QN0044)  作者:赵文明